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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比之前做煤老板，谭正海现在的资产少了很多，但他看得更开。2017年元旦前几天，他跟一个欠钱的人讲：“现在你要是有钱就赶紧给我四万，你欠的五万就算还清。算打八折，那一万我不要了。”
五万块，只是冰山一角，谭正海目前还有共计200多万元的外债没收回来，这200多万元分散在几十个人头上，这其中好多人真的是无力偿还。老家某法院执行庭的一位朋友负责处理这些案子，也给谭正海吃定心丸：“你别担心，我这边给你看着，如果他们有能执行的财产，我马上冻结。”
做生意，从来都是有借有还。谭正海深圳十年发家致富，2007年回老家湖南经营煤矿，折腾六七年，欠下的好几十万外债直到前段时间才还清。
煤老板
开煤矿，算是谭正海到目前为止做过最大的生意了。
2007年，眼见着自己在深圳的生意没起色，谭正海携妻子和三岁的女儿回到老家。起初也没什么事情好做，他手头宽裕，就先花了54万在镇上买了两栋五层小楼。父母在乡下祖屋居住，弟弟在株洲市上班，他不知道在镇上买楼做什么，反正就当是投资了。
赋闲一年之后，父亲某位朋友要合伙开煤矿，谭正海动心了。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的几个镇有采煤的传统，这里是附近主要的民用煤产地。2008年正是全国煤炭资源价格飙升的时候，每吨煤价格到了640多元，山西、陕北、内蒙……全国因煤暴富的地区不断刺激公众视野，“煤老板”成为媒体热词。
买下这个煤矿需要120多万，分为五个大股东，有些人合资成为一个股东。股本认缴连同加工费，谭正海共花25万，自己拿下一股。正式开干。
之前挖煤，都是人工打洞，没有轨道和车辆，都是靠竹片支撑、竹筐运输。巷道不到一米高，人需要趴着进去。但谭正海接手煤矿的时候，已经是全机械化作业、全面安全检查。这背后，这是开煤矿所需的巨额资本。
起初他对煤矿也是一无所知的，父亲代为管理，后来他自己参与。从零开始，买设备、请技术师傅、做安全防护措施，谭正海逐渐进入煤炭行业。相比出租车司机、商贸、餐饮，谭正海觉得开矿真是一件最累的工作，不仅资金投入大，而且高风险，出任何一点问题，赚的那些利润就全搭进去了。煤炭价格经常“坐过山车”，安全事故隐患多，政府罚款也多，“不夸张，我觉得经营煤矿这五年多，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。从来没这么累过。”
2008年谭正海接手煤矿的时候，算是进入了一个煤炭价格上行区间，2009和2012年这几年，煤矿效益不错达到过巅峰，全国煤炭曾经超过800元/吨，攸县几个产煤的镇，煤炭行情好，村里都有分红，2009年，谭正海小女儿出生，煤炭生意做得也算有起色，自己在煤矿的股资价格以每年30%的速度递增。
谭正海胆量过人，有一点赌徒性格，他看准的事情，就算众人不看好，他也敢做。2013年开始，煤炭行情下行，煤矿其他几个股东开始抽资撤退，这时候，谭正海不退反进，煤炭投入大，他开始到处筹钱收购其他人的股份。除了压上自己的积蓄，他还卖掉了深圳福田区的房子，此时，这套房子已经从他2002年购买时的50万猛涨到了300万，自己也开始举债。
这一次谭正海又赌输了。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国际需求紧缩，中国制造业发展和“铁公基”、房地产的建设速度开始放慢，煤炭需求量和价格连年下降。因为环境问题，政府也开始慢慢整合清理小煤矿，自己规模并不算大，但安全设施、环保投入、乃至人工和生产成本连年上升，走低的煤价无法覆盖成本，到处举债投入的谭正海开始艰难度日。
2014年，煤炭价格掉到300多每吨，而谭正海的煤矿每月电费就要20多万（不论煤炭停工与否，都要用电完成抽水等工作），他支撑不下去了，只好向政府申请关闭。按照地方规定，煤矿关闭，会有600-800万补贴（开煤矿需要取得资源的使用费，以五年为期，100-200万/年），这笔补贴，虽然不够填补自己举债收购股份时挖下的“大坑”，但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的压力。
开煤矿的六七年，谭正海搭进去了很多心力和积蓄，反而背负巨债。他反思过自己“目光短浅、不能持之以恒”，但也从中也收获了很多，他学会了如何面对真正残酷的市场环境，抗压能力更强。
谭正海说，自己在老家睡得香。在深圳打拼了十多年，虽然成家立业，也曾日进斗金，但始终觉得压力大，没有什么归属感，晚上也睡不好。这次虽然输了，起码衣锦还乡，在老家也算干了一番事业。
开煤矿的几百万本钱，都是谭正海在深圳打拼出来的。从普通打工者到身家百万老板的逆袭，他用了十年。这期间他经历过多次创业，辗转于深圳和老家，困难面前，像一只打不死的“小强”，顽强地书写属于自己时代故事。最近一次跌倒之后，他又爬起，及时加入到网约车行列，再次踩在了时代的节点上。
在深圳开出租
十八年，好似一个轮回。谭正海的人生，就从一辆出租车起步。
1998年，22岁的农家子弟谭正海拿着家里的12000元，随大流南下深圳做出租车司机。刚开始他给自己的舅舅开出租，每月领一千多块的固定工资。当时深圳还没有“绿的”（只能跑关外），只有“红的”（关内关外都可以跑），只要能承包下来一个“红的”的经营权，这就算是有个稳定的收入来源了。这是谭正海当时的努力方向。
因邻省之便，珠三角各行各业遍布湖南人。湖南省株洲市的攸县，除了煤矿和有色金属资源，就以出产珠三角地区的出租车司机闻名。“没学历没背景+年轻肯吃苦+来自湖南攸县”这几乎是90年代深圳出租车司机的共性。谭正海回忆，攸县老乡南下深圳开出租车，1993年就成规模，1996年到2000年是顶峰时期，一时间涌进来小十万人，占当时深圳出租车司机的一半儿还多。那些挣了钱的人，后来都回去开煤矿修房子去了。谭正海的人生轨迹并无例外。
90年代的深圳公共交通还跟不上城市急速发展，加上出租车牌照管制供小于求，因此开出租在当时收入不低。谭正海没日没夜地开了半年出租，加上自己原有的一些积蓄，陆续凑齐10万出头，拿下了深华出租汽车公司一辆“红的”的经营权，正式成为一名深圳出租车司机。而且，还是第一批桑塔纳2000车型的司机。
谭正海只是那个狂飙时代的普通一员，只要肯干，就能发财，深圳成就了无数这样的外地人。他在深圳无牵无挂，所有时间都用来工作，开车相当卖力，每个月打拼下来，一万多块收入能保证，偶尔更高。虽然谭正海跟深圳很多年轻人一样，努力工作、努力花钱享受，但一年多手头也攒了些小钱，不过这期间他卷入一次治安纠纷，为了处理这事，积蓄花掉了大半。
当时二十二三岁的谭正海总觉得自己还有无限可能，心气比较高。一年多出租车开下来，他开始厌烦这份工作了，“有点机械，人一辈子不能总干这个。”
深圳不缺机会，谭正海也不缺勇气和行动力，他迅速找到一个突破口。
经营贸易公司
2000年，一个在深圳南山区科技公司工作的老乡建议他们合作搞IC（集成电路）贸易，主要针对海外市场。谭正海学历不高，开始觉得自己可能玩不转高科技，入门之后才发现，这和做普通贸易卖东西并无区别，而且国内没有像样的竞争对手，国际IC平台上世界各地需求则很多。
他迅速决定，用不到25万的价格把出租车经营权转让出去，而两年前，他买的时候只花了10万多一点，他有了自己的启动资金。
谭正海觉得IC生意比开出租没难多少，一次典型的生意流程是：从新加坡相关工厂一次性进货1000万的集成电路，放到国际IC平台上对接需求，自己和老乡只负责采购和跟客户报价，每批货加价20%-30%也很容易找到买家。用美元结算，然后用ups发货。当时这领域是一片蓝海，“其实知道了其中的门道就很简单。我们起步早竞争不激烈，那个年代也没有淘宝，就挣到钱了。”
一个学历不高的前出租车司机，很快就玩转了集成电路国际贸易，看到全世界40多个国家的订单，谭正海找到了一种挣钱的节奏：“当时没有淘宝和阿里巴巴，都是在国际ic网上交易，也需要维护评论，不过是先打钱再发货。我们拿到钱才去厂家订货。”
2002年，谭正海团队四人在深圳梅林地区租了写字楼，正式成立公司招人准备大干一场。没过多久，四人产生分歧，谭正海和老乡两人分离出来继续从事老本行，“虽然分开以后大家成了竞争对手，但这个市场够大，还是能赚钱。”他和老乡的团队每个月国际客户能做到100万的流水，国内客户可以做到10万，他和老乡每个月的利润均分，刨除公司运营和进货成本，谭正海一月最少能挣三四万。
同年，他在深圳市中心的福田区买了自己的第一套房，7000多一平米，50多万总价，他掏20万首付的时候，眼都不眨一下。
谭正海现在还怀念当时的日子，作为较早进入的人，中间商利润空间巨大，他们享受着行业“信息不对等”的红利。有了固定的客户和供货商，只需要采购和报价，剩下的不用操心，谭正海形容“那真是躺着挣钱。”2003年，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攸县同乡一个女孩，在深圳企业做人力工作，老家两个镇相隔20公里左右。2004年结婚，妻子怀孕，谭正海不差钱，就让老婆辞职专心生子。
这样的“old golden days”一直维持了三年多，谭正海慢慢发现，深圳华强北的电子市场里竞品逐渐多了起来，自己也需要在华强北里面开专柜雇人了，每月的利润也开始变薄。谭正海的感受和之前放弃出租车时一样，他觉得是时候找一个新的增长点了。
2003年冬天，他和朋友北上考察，寻找机会，深圳的生意发货和报价交给柜员就行。朋友有门路，准备想办法拿到火车皮，运煤炭回南方对接客户。当时一车皮火车可以装60顿煤，每吨煤客户会出60元运费。只要搞定车皮，就能坐地收银、稳赚不赔。
到北京之后，谭正海和朋友陆续见了很多大有来头的“大领导”，有前国安部的领导、有中煤集团的老总；陕北产煤，在京待了些时间，他和朋友去了陕西，他们又通过关系见了陕西省工会主席。朱门深似海，官员们说话做事也是云山雾罩，在北方淹留三个月，无功而返。
谭正海觉得还是深圳这种白手起家勤劳致富的模式比较适合自己。2005年，他心一横，干脆搞最传统的项目——开饭馆。
开饭店
谭正海看中深圳罗湖区地王大厦附近的人流量，开了家湘菜馆，除了日常经营，还主打白领的快餐。初入餐饮行业，谭正海都是边干边学，碰到很多问题，例如：餐馆开在写字楼附近，中午顾客暴多应接不暇，晚上则客流稀少，白领午餐的利润微薄；成本难以控制，饭店有百平米，租金3万块一个月，而且深圳重视环保，规定用燃气，不许用更廉价的燃油，加上人员成本，每个月利润微薄；谭正海毫无餐饮经验，不太懂得如何管理厨师，厨师流动性大、菜品质量不稳定，而且采购成本也没有控制，导致原材料品质和成本遭遇双重问题。
这些问题谭正海从来没体会过，自己照顾好华强北店铺，不忙的时候过来帮忙，饭店平时都是妻子在料理。饭店相当牵扯精力，起早贪黑，人一刻也停不了。谭正海也没有管理餐饮企业的经验，有一个从老家请来的厨师，干了一个月之后，觉得钱不多，也没意思，工资不要就自己跑掉了。
2005到2006年间，谭正海开饭馆算下来亏了十万，没挣到钱，人也很辛苦，他索性及时止损，结束了自己在餐饮界的尝试。
眼看着自己女儿就满三岁了，IC贸易每况愈下，手上虽然还有200来万，但事业上屡次突围，也不见起色。谭正海人生进入瓶颈期，他觉得，可能不是换个工作这么简单，得换个生活方式。
他很自然地想到了在深圳打拼的攸县老乡们，他们当中喜欢深圳的，会留下来成家定居，但很多人挣到钱之后，会选择回去开煤矿或者建房子。深圳成就了自己，但谭正海一直觉得自己对这里没太强的归属感，他决定回老家找找机会，于是才有了他人生中“煤老板”的经历。
煤矿关闭后，稍事休息，不甘寂寞的谭正海又在交通领域折腾起来。往返攸县和株洲的城际巴士/直达快客，用的是福特牌的“13+1”车辆，每台车20多万。在客运系统找到工作的谭正海手里还有点余钱，就投资了两辆巴士。所有城际车辆的收入除以车辆数，减去每辆车司机工资和车损耗，就是分红，加上自己上班每月上班的固定工资3000元，算是能养活一家人。
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，2015年，谭正海把11岁的大女儿送到了株洲地区的“贵族学校”接受教育，一年学费2万，加上每月生活费和补习费，大女儿一年的花费需要6万多，小女儿在老家也需要3万/年的费用。两个孩子一年近10万的费用，无形中给了谭正海很大压力。
县城的收入少，生活也很固定，习惯了大风浪的谭正海，守着一个每月3000块的客运公司工作，着实觉得无聊。他心里愈发不安分，想要翻身。
加入滴滴
2015年，深圳的朋友给谭正海打电话，说起了自己在开滴滴，收入还不错。这引起了他的注意。攸县地方小，做滴滴的人不多，他就上网查了很多相关资料。结合自己之前在深圳开出租的经验，他粗略估算了一下，觉得可行，就决定重新南下，再战深圳。
2015年8月，经朋友介绍，谭正海来到了华宇通汽车服务公司，租了一台日产阳光，成为一名对公司机。虽然已经离开深圳七八年，但这期间也时常回来看看，深圳的路况和出行情况自己都很清楚，做起滴滴来，驾轻就熟。
妻子在深圳找到工作，孩子在老家上学，两人又回到了十多年前在深圳的生活。谭正海每天早上6点多出门，中午吃饭休息一小时，晚上5点多准时收工休息。自己爱好多，喜欢晚上去看场电影或者打场羽毛球，10点回家睡觉。
作为一名开车老手，深圳哪些地方容易出活儿、接单效率高，谭正海很清楚，他早上11点之前，一般能跑到300多流水，这在深圳司机里并不多见。2016年，深圳为了缓解交通压力，限制外地牌照进入，这又给谭正海和其他深圳牌照快车司机提供了很多单量，到目前为止，谭正海每月到手保底有一万多，加上妻子的收入，养家和供两个小孩读书没什么压力。
十几年前，谭正海刚三十岁，他觉得出租车司机的工作辛苦、机械，没什么意思；十几年后，作为一个网约车司机，谭正海却觉得这份工作安稳、踏实，不用操太多心，付出就有回报。工作开心、能让两个女儿健康成长是他最大的心愿，至于赚大钱之类的，随缘就好。“深圳比较人性化，看看新政以后过渡期怎么走，就这么安安稳稳地干着，就挺好。毕竟自己学历不高，湖南老家工资也低，还是在深圳继续拼吧。”
这可能是人到中年才会有的体会，谭正海经历了许多成功和失败，心态渐趋平和，越发不为那些欠钱的事劳神伤心，“他们有钱就慢慢还咯，还不上你着急也没有用。”
开滴滴，可能是谭正海为数不多的“上班”经历，比起之前当老板的日子，虽然没有那份风光，但不用操心、觉得踏实。
十八年好似一个轮回，谭正海又一次在深圳从零开始，手握方向盘创造明天。与曾经拥有的巨大财产相比，他强悍的行动力和从不后悔、不言弃的品质更加可贵。深圳不相信眼泪，“打不死的小强”一定相信自己。千万个谭正海，就是这座城市的灵魂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