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约车司机与网约车公司，是劳动关系吗？

基本案情：

苏某诉称，其自2014年12月22日入职某A网约车公司，担任专职司机一职，工作至2015年7月31日，月薪1.3万元，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、奖金、绩效工资、补贴，工资收入与接单量相关，其每天必须出车，工作时间不固定，完成一定单数之后可以自由支配时间。工作期间苏某受某A网约车公司的管理，并按照该公司的规定完成工作任务，并与其建立了劳动关系，但某A网约车公司未与苏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未缴纳社会保险，未付应休未休的年假补偿，未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。某A网约车公司辩称，其与苏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，苏某不是其单位员工，其没有向苏某支付工资。

苏某就其上述主张提交了驾驶员劳务协议、交通银行明细等证据材料予以证明。驾驶员劳务协议显示，甲方为某A网约车公司，乙方为苏某，其上有某A网约车公司合同专用章及苏某签字。该驾驶员劳务协议约定∶双方明确约定该协议性质为劳务合同，双方建立劳务关系，本协议不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调整范围内。上述交通银行明细显示，2015年2月至7 月存在多次转账，交易类型为”工资”，交易对手分别为魏某某、某A网约车公司、某B人力资源公司。某A网约车公司对驾驶员劳务协议表示不能确认，主张其与魏某某、某B人力资源公司之间均没有关系，2015年3月30日转款130 元并非工资，具体转款项目无法核实。

根据过往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书中的部分内容显示，某C打车软件信息科技公司系某A网约车公司手机客户端的经营者，通过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向用户提供互联网约租车服务平台。苏某对上述查明的事实无异议，并认可其通过C打车软件信息科技公司平台接收订单后提供服务，并主张某C打车软件信息科技公司与某A网约车公司之间系关联关系。某A网约车公司对上述查明的事实无异议，同时主张经营平台不涉及劳动关系的认定。

案情焦点

苏某与某A网约车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。

法院裁定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∶劳动合同较之一般合同必须符合更多的国家强制性规定，但其实质仍是双方当事人合意的体现。因此，劳动关系成立的标志，应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达成了建立劳动关系的”合意”。这种”合意”的建立应贯彻自愿、平等原则，”合意”的具体内容则包括工作时间、休息休假、劳动报酬、社会保险等。在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，要判断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，应结合双方是否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”合意”、工资支付以及具体工作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认定。

本案中，苏某与某A网约车公司就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各执一词。某A网约车公司虽对苏某提交的驾驶员劳务协议中的盖章不予认可，但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放弃鉴定，故本院对驾驶员劳务协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。驾驶员劳务协议明确约定该协议性质为劳务合同，双方建立劳务关系，本协议不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调整范围内。苏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该协议中签字认可，应视为其意思表示真实。故从驾驶员劳务协议的名称及具体内容上看，某A网约车公司与苏某并未有建立劳动关系的”合意”。此外，苏某亦认可其工作时间不固定，在完成一定接单量后可自己安排时间。

综合本案现有证据及查明的情况，苏某关于要求确认其与某A网约车公司自2014年12月2日至2015年7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不足，本院不予支持。苏某关于要求支付其自2015年1月22日至2015年7月；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900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，本院不予支持。因某B人力资源公司及某C打车软件信息科技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，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，应视其放弃诉讼的权利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承担。综上所述，判决如下：

驳回苏某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
苏某持相同意见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，后撤回上诉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三条之规定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：

准许苏某撤回上诉。